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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怀念科斯

导读: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2013)谢世了。我们不会为一个在地球上活了102年的人的辞别感到悲伤。我自己跟进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终于有点遗憾
  不悲伤,但非常惋惜: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认为炎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去年他近百岁的太太谢世,自己可以到中国来了。我对他说,既然没有后人亲属,在哪里谢世都一样。
  航空公司说没有理由,护照过了期要再办,我太太找到一间很舒适的宾馆套房,也跟一些医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国的朋友都站起来。我选今年10月大假之后,天气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去哪些大学见些学子,到了中国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欢多见中国的青年,也知道中国不少青年很想见到他。美国的朋友说,每次科斯提到将要到中国,很兴奋。可惜终于还有这点遗憾!经济学整体需要革新
  1962年底我才拜读科斯1961年发表的《社会成本理由》。该期的学报说是1960年,但为了等科斯的文稿,1961年才面市。科斯说他赶稿赶得要命,但主编戴维德(注:Aaron Director,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弗里德曼的妻兄,享寿102岁)却对我说,他知道那会是百年一见的经济文章,多等几年没有理由。戴老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发表。
  《社会成本》一文当时使我震撼,因为1962年我读了很多关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几位老师,他们怎样解释我也不明白。读到科斯的《社会成本》,我对自己说,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诸多理论是搞什么鬼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岂不是错得一团糟?
  1968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社会成本》将会革新经济学的整体。他很高兴,后来1991年在他的诺贝尔演讲中提到我对该文的看法。多年过去了,真的有革新吗?愈革愈差!这是我决定写《经济解释》的一个理由。十多年前我花两年写了三卷本,因为事忙有好些地方写得不称意。目前的大修其实是再写,三卷变为四卷,30万字变为60万字,两年变为四年——是好是坏,经济理论的整体结构终于被我革新了。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1970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主观强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1982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1987年英国的The New Palgrave经济学辞典(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经济学最为知名的一套辞书,词条撰写者均为公认的该领域怀念科斯相关论文由http://www.wowa.cn收集整理提供,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研究最为精湛者》)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1991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3万港元造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孙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1980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真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1982年5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1979年10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1978年10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林山木拍心口
  1982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注:即《信报》创始人林行止)“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写下足以结集为3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1984)、《中国的前途》(1985)、《再论中国》(1986),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2000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1984年1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3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1985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理由。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成效呢?整个20世纪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经济学家,享寿99岁)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注: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奖得主,享寿94岁)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私有产权换了包装
  2008年我为科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其中有如下的回忆: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更好的推销员,在80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1982年5月,我获任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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