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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主体性失落”下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元批判”与“去蔽”

导读:
摘要:以意识形态视角,探讨“主体性失落”和“主体死亡论”。通过马克主义意识形态“元批判”学说,澄明以语言为载体的意识形态的遮蔽和笼罩下主体性的颠倒与失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语言和意识形态“遮蔽物”,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获得自觉的批判意识,实现“主体与主体世界”认识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超越。
  关键词:主体性;语言;意识形态;批判;超越
  16720539(2013)03007706
  谁都不会否认,一个人刚出生时,不过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而这个自然存在要转化为社会存在物,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合格成员,就必须从小接受教化。不用说,教化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1]我们甚至可以说,个人接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学习语言的过程,而语言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只是单纯的形式和空洞的外壳,语言在其实际运用中(包括传授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也就是说,传授一种空洞的语言是不可能的,传授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授意识形态的过程。个体只有通过语言与意识形态认同,才会获得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也就是说,个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在其与社会交往关系中,逐步具备语言能力,也逐步融于和一体化于既定的社会系统意识形态中。
  然而,于此同时,其主体性的失落也就越严重。在极端的形式下,他甚至成了一个装满意识形态语言的容器,陶醉于对子虚乌有的“主体性”的盲目满足。他常常会充满自信地使用下面包含这些语言的句型,如“我确信…”、“我认为…”、“我发现…”,实际上,这里的“我”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代名词。真正的我,即有独立见解的我已经淹没在意“主体性失落”下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元批判”与“去蔽”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http://www.wowa.cn提供,转载请保留****.识形态的硫酸池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样以来,“言”和“在”的关系便被颠倒过来了:“我不仅是说这种语言,我们从语言而来说。”换言之,“为了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被始终嵌入语言本质中了。”[2]具有讽刺作用的是,主体性谈得最多的地方,我们见到的却是一种“无我之我”,即“主体之死亡”。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涵括着各种情感和观点的意识形态时所说的:“通过语言和教化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的动机和出发点。”[3]611这段论述早已暗示我们:真正居于主体之上的从来不是个人,而是个人通过教化的语言而内化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正如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提出了“人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动物”的著名见解,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的阶级社会导致了主体无意识的死亡。
  由此可见,个人主体性的实质变成了意识形态主体性。个人自以为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用双脚站立在大地母亲的躯体上。实际上,作为空虚的、单纯形式上的“主体性”,他只是像浮萍一样漂浮在意识形态的“以太”中。个人常常会陷入这样的幻觉中,即以为自己可以无拘无束地深思任何愿意深思的理由。其实无论是他所深思的理由,还是他深思理由的策略或解决理由的方向,乃至他深思理由的语言和提出理由的句型,都是意识形态在冥冥之中提供给他的。
  既然主体世界都是漂浮在装满语言的意识形态的容器中,都不过是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存在物,借用海德格尔类似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意识形态中的存在物”,那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祛除语言与意识形态的遮蔽物之前,我们怎么可能寻找到真正的从事创造性的主体世界呢?因此,自觉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我们就获得了元批判的制高点。这种元批判的导向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向人类思想贡献出来的最卓越的成果,也就是说,为我们主体世界澄明了思想前提。说得严重一点,撇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可能蜕化为一种实证知识,即成为一种完全丧失了批判维度和总体眼光的、学院化的知识。所以,只有恢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应有的地位,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保持其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才不会失去马克思赋予它的那种蓬勃的生命活力[4]16。在着手研究“主体性失落”理由之前,我们必须把“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以澄明,而这一澄明的过程就是“元批判”的过程。
  一、 澄明“语言与意识形态”间的联系
  (一)哲学主体消融在语言中,主体即语言
  “语言本质”中的“本质”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所意指的是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对“语言本质”的澄明便成为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澄明之镜。黑格尔在论述语言与主体异化的关系时候写道:“语言是纯粹的自我作为自我的定在;在语言中,自我意识的自为存在着的个别性才作为他的个别性而获得存活,这样,这种个体性才是为他的存在。我,作为这样纯粹的我,除了在语言中外,就不是存在那里的东西。”[5]这就告诉我们,主体非但不再构成“语言”的“源头”和基础,反而成了语言的结果和产物。正因为如此,福柯把“人之死”理解为“主体之死,大写的主体之死,作为语言本质和源头的主体之死。”[6]对于“语言本质”黑格尔并没有深入地去探讨这个理由。真正对这个理由深入深思的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在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轮》中指出,哲学家们提出的大多数理由都是由于理解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在这个作用上,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上的我不是人体或是心理学作用上的人的灵魂,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他这样写道:“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事实表明,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7]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上的主体是一个缩小至无广延的点,这个主体消融在语言中,因而实际上就是语言,所以,主体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主体世界的界限。正如18世纪末,是“表象范式”的危机时期和革命时期,是“表象范式”向“主体范式”的转换时期一样,当今时代便是“主体范式”向“语言范式”的转换时期。“大写的主体之死”不是别的,正是这种“范式”转换的产物和结果。
  (二)克服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消除语言误用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而语词的含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的约定俗成或普通人的理解方式来加以确定的。假如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没有选择好合适的语词,而他们对它们的含义的理解又各不相同,就会妨碍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很难达到相应的共识。尽管学者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澄清语词的含义,给它下定义、确定适用范围、做出确定的解释,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转变语言上的误解和误用状态,甚至在某些方面反而加剧了人们之间的无休止的争论。人们通常认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但在许多场合下,语言也是阻碍思想交流的工具。要言之,有了语言,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相互亲近;但有了语言,人们也可能相互误解和相互疏远。培根的“市场假相”显示的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中必定会遭遇到的这种悖论。继培根之后洛克认为,人们在使用观念时,经常会产生混乱的情况,这种情况关涉到他们究竟如何运用语言。他告诉我们:“在一切语言中,人人都可以看到,有些文字在起源方面,在其习惯的用法方面,并不曾表示任何明白清晰的观念。这类文字大部分系各派哲学或各派宗教所发明。”[8]所以,洛克主张把经院哲学家以及后来的自然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称之为“编造这类名词的大家”。洛克还把人们在运用观念做判断时的先入之见或偏见归结为四种错误的尺度。我们发现洛克所批判的“四种错误尺度”与培根所批判的“四假相说”有不少相似之处。关于语词误用,意识形态这一重要观念的创制者拖拉西看来,宗教意识和来自其他权威的知识,如形而上学的知识之所以是谬误的、应当被决绝的,是因为这些观念无法还原为人们的直接感觉,而他所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唯一的任务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还原”。[9]
  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理由:人们应当如何克服种种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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