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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论商周文学语言传承之原因

导读:论商周文学语言传承之原因江汉》就是出于尹佚后人尹吉甫之手。商周之际的彭祖也是由商归周的史官,曾运乾《尚书正读·尧典》说;“《世本》又言彭祖姓钱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然则彭祖世掌典籍,犹重黎之世序天地也。”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从颛顼到东周惠、襄之间,司马氏先人一直担任天官,由此可以推测商周之际司马氏先人也在自殷归周的
论商周文学语言传承之原因[摘要]西周前期,《周书》、《诗经》周颂大雅、铜器铭文、甲骨卜辞各类文体没有采用当时新出现的接近民众口语的普通书面语,而是因袭殷商诰颂卜铭语言。这其中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文学语言本身有其稳定性和延续性,不会因为商周鼎革而轻易转变;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奔周,成为西周前期文坛的主力军,直接将殷商诰颂卜铭语言带到西周;从历史上看,“小邦周”的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即使是在周人夺取天下政权之后仍然如此;西周统治者将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由于以上诸种因素,西周前期主要文体都选用古奥的殷商诰颂卜铭语言。
  [关键词]殷商 西周 诰颂卜铭 普通书面语 崇商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2-0129-06
  西周前期文学语言是怎样的情形?这需要根据当时文献来判断。西周前期主要有五类文献:一是《尚书》中的《周书》,二是《诗经》中的《周颂》、大部分《大雅》和少数风诗,三是青铜器铭文,四是甲骨卜辞,五是《周易》卦爻辞。从这五类文献来看,西周前期文学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接近当时口语的普通书面语,这种语言比较浅显易懂,《周易》、《周书-金滕》、《诗经》风诗采用这种语言;二是诰颂卜铭语言,这种语言来自殷商,相当晦涩艰深,《尚书·周书》中的绝大部分篇章、《诗经》巾的《周颂》和《大雅》、铭文、卜辞采用此种语言。将普通书面语与殷商诰颂卜铭语言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地位大不相同,殷商诰颂卜铭语言是西周前期文学语言的主流,在祭祀、誓师、公诰、册命、封赏、纪勋、占卜等重大典礼场合,周人都愿意选择这种语言。对周人而言,运用殷商诰颂卜铭语言意味着正规、隆重、典雅、尊贵。普通书面语在西周前期则只能用于普通政治文化生活和次要的典礼,如风诗就只能在燕射之类的娱乐典礼中使用。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西周初年周公不是有著名的制礼作乐吗?为什么周人有了自己一家礼乐制度之后,西周前期文诰、诗歌、铭文、卜筮等官方文献语言仍然继续沿袭殷商呢?要知道,西周官方文坛所沿用的殷商诰颂卜铭语言,此时已经走向僵化,不仅远远脱离了当时民众生活口语。而且也远离了当时普通书面语言。除了诰颂卜铭文献作者以及极少数对殷商语言造诣很深的人之外,当时能够真正懂得殷商用语的人其实很少。《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西周王朝既然自信以旧邦而获新命,为什么不能在文学语言领域开一代新风,大胆地运用普通书面语,以取代深奥难懂的殷商诰颂卜铭语言呢?这其中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学语言自身特点的制约,又有创作主体方面的因素,更有历史、文化、心理诸方面深刻的理由。
  一、文学语言具有稳定性与延续性
  文学语言本身有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文化诸要素中语言的变化最为缓慢,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轻易转变。改朝换代可以给文学语言增添若干新词汇,但不会使语言发生质的转变。这是因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这个利益集团可以用它,另一个对立的利益集团同样可以用它。所以,中国历史上虽曾有多次王朝鼎革,但绝大多数政权变更都不会导致文学语言的根本变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只发生过两次文学语言的革命:第一次是在西周中后期,由殷商诰颂卜铭语言一变而为普通书面语,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代的文言就是这种普通书面语的延续;第二次是在近代,由胡适等人倡导,文言一变而成为白话。这两次文学语言变革的理由,都不是由于政权变更,而是因为旧语言已经妨碍思想的表达,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语言工具。文学语言基本是稳定的,应用文因其体制需要,其语言稳定程度又超过了一般文学作品语言,而西周前期的几种文体——公诰、铭文、颂诗、卜辞——恰恰都具有应用文性质。当史官采用这几种文体写作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体现文体感,如何凸显当行本色,如何展示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掌握的专业语言技能,这样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前人确立的语言典范,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轻易地转变这些文体用语。因此,殷商诰颂卜铭语言并没有因为殷商王朝的覆灭而被丢弃,反而在新生的政权之下重获生机。
  二、殷商史官将诰颂卜铭语言带到西周
  创作主体的语言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某一历史时期文学语言的面貌。西周前期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史官,他们中有些人直接来自殷商。许倬云指出:“周文化原系商文化的衍生,殷周共存遂使古代中同核心区的文化基本上呈现殷周同质而延续的现象。甚至在陕西的宗周,由于有大批殷遗移居,而其中又不乏担任祝宗卜史的职务,无疑对周室的典章文物也有深远的影响。”殷遗中的祝宗卜史是如何影响周室文献写作的呢?原来,在商周之际,有一批学养深厚、刀笔纯熟的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他们不仅充当了周人灭商的智囊和得力助手,而且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化优势,为周人起草各种重要文献,直接成为西周文坛的主力军,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可以称之为西周前期文坛的领袖。就是这些奔周的殷商祝宗卜史,直接将殷商诰颂卜铭用语带到西周,充当了商周文化传承的桥梁。例如,辛甲就是归周的殷商著名史官。《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辛甲》二十九篇,班同原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史记·周本纪》载:“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集解》在注释“辛甲大夫”时引刘向《别录》说:“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辛甲归周之后,被任命为周国太史,很快成为周文王的股肱之臣。《国语·晋语四》载周文王遇事“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韦昭注:“辛,辛甲;尹,尹伊:皆周太史。”《韩非子·说林上》亦载周公向辛甲咨询征奄之事,这说明辛甲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核心智囊人员,在推翻殷商王朝和周公东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周初期另一著名史官尹佚(又称史佚、史逸)可能也是从商朝而来。商代晚期铜器有《尹光鼎》,西周早期铜器有《尹伯瓶》,透露出尹氏由商转周的轨迹。尹佚归周当在文王之世,历仕文、武、成三朝。据《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周人克殷之后,他在武王代殷仪式中宣读受命文书。《逸周书,世俘解》载,周武王举行献俘礼,“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室”。所谓“繇书”,就是宣读册书。《尚书,洛诰》载:“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同篇又载:“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这两处的“逸”通“佚”,即尹佚或史佚,“作册”是他的官名。成王命周公留守洛邑,又命令尹佚记载成王与周公问答之语,以此诰于天下,《洛诰》因此成为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唯一留下作者姓名的篇章。史佚是两周史官之长。而《洛诰》是《尚书》中最难读的篇章之一,他的语言足以引领史官文风,从中可以见出当时史官为文崇尚艰深的时尚。《逸周书·克殷》载尹佚主持“迁九鼎三巫”之礼。《淮南子·道应训》载周成王问政开佚。贾谊《新书·保傅》将周公、太公、召公、尹佚并称“四圣”。尹氏后人直到周宣王之世仍然是两周的重要作家,《诗经·大雅·鼐民》,《大雅·江汉》就是出于尹佚后人尹吉甫之手。商周之际的彭祖也是由商归周的史官,曾运乾《尚书正读·尧典》说;“《世本》又言彭祖姓钱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然则彭祖世掌典籍,犹重黎之世序天地也。”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从颛顼到东周惠、襄之间,司马氏先人一直担任天官,由此可以推测商周之际司马氏先人也在自殷归周的史官之列。《吕氏春秋·先识览》载:“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史记·殷本纪》载:“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史记·周本纪》载:“太师疵、少师躺抱其乐器而奔周。”可见在殷商末年,史官、乐官南商奔周,确实在当时形成一股不小的风潮。1976年在陕西扶风庄白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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