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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史记》的语言艺术

导读:
《史记》的语言艺术摘 要:《史记》是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但也有着强烈的艺术性。本文从语言为切入点,分析其语言艺术。《史记》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气势,充盈整个作品;语言具有生动性与形象性;长短句式的变化,雅言与俗语的交替,使《史记》语言具有一种张力,有着极强的表现力。而这三者是不分割的整体,共同形成了《史记》语言艺术的特色。
  关键词:《史记》;语言艺术;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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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3-0-02
  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中评价《史记》,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者是就着它在历史学的地位而言,而后者是从其文学性来说的。《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有许多开创先河之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确定了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修史的模式,记传体的模式成为正史的规范,而其源头当从《史记》开始。不仅在历史领域,在其他领域,《史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是广泛而深远的,尤其是文学领域。它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具有极强的文学性,从更宽泛的作用来说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所以说从语言艺术入手可以对《史记》的艺术性进行很好的把握。
  我们知道历史与文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它们的目的、写作方式等等都是不同的。历史的目的是记录人类的成长过程,以史为鉴,总结历史规律,写作方式追求真实、准确与明晰;而文学是艺术,它的目的,用孔子的观点来说是兴观群怨。[1]文浅谈《史记》的语言艺术学的写作方式注重情感的表达,形象的生动,内涵的含蓄深刻等。《史记》的语言具有艺术性是有着历史的根源的,在中国汉魏之前,文学并没有严格地成为一种科目,文学与历史、哲学等融在一起。有人认为只有在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之时,才表明中国文学的觉醒。司马迁的《史记》广泛地吸收了先秦的文学如《诗经》,历史如《尚书》、《春秋》、《国语》等等文化传统,融文学、历史、哲学与一体,所以说作为历史著作的《史记》同样具有极强的艺术性。
  《史记》的语言艺术从总体上来说具有一种强大的气势之美;其次是在摹写人情物态中,气韵生动,形象鲜明;最后是语言表达多样化,具有语言的张力。 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史记》的语言艺术进行分析。
  一、《史记》语言的气势之美
  因为《史记》本身除追求历史真实性外,还有艺术性。从相关研究来看,司马迁在写《史记》的过程当中,他不但要写一部历史著作,而且决心把这部著作写成具有艺术品质的大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可以说是司马迁写作的最终要求。之所以如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有历史的理由,也有个人的理由。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看,《史记》的语言里有一种强烈的气势存在,而且充满整部作品。
  (一)何谓气势之美
  何谓气势,这是个哲学命题。在中国哲学中,有着元气自然论的传统。生命来自于气的聚散。在《史记》中,这种气势指语言具有生命的力的图式,能使人动情动心动容。这种气势很是强烈,如万斛泉涌,不可遏止。在平地一泻千里;在危险曲折之地则汹涌澎湃。在审美范畴中,这种气势属于壮美。例如有名的《史记·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一段,从句式上看,句子短促有力,有种势如破竹,势不可当之态。加上其他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让读者惊心动魄,热血上涌。
  (二)形成气势之美的理由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2]文章的气势理由,还得要从作者自身来寻找。毕竟文章因为人的因素而从无到有,与作者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割断。
  在司马迁时代,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渐趋强大,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国力强大,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固国开疆,雄霸四方。这些无疑形成这个时代共同的豪壮的审美理想。当然司马迁也同样受此影响。可以从其早期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窥见一斑。
  从个人角度来看,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这对司马迁有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现实,存活下来。目的是完成这宏大的愿望。“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把全部的情感都贯注于《史记》的作品之中。从少年的学习,青年的出游,壮年的艰苦写作以及腐刑之后的隐忍,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完成对历史的总结。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焉”,(《孟子·公孙丑》)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希望司马迁能成为第二个孔子。从孔子到司马迁大致有五百年。《史记》的语言艺术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http://www.wowa.cn提供,转载请保留****.我们从《史记》中可以感觉到儒家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也可感觉到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之情。这种宏大的理想,无形当中给司马迁以远大的鼓励。[3]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4]在这里司马迁明确说表达自己要继承家风,要继承从周公到孔子以来统绪,完成这种天赋的职责。这不是某个人命令的职责,而是上天给个人的职责。个人在天职面前没有选择性,只能尽命而为。司马迁短暂而激烈的人生本身就在诠释着天职的含义。
  最后,从司马迁个人的思想倾向上来说,有人认为他是儒家,有人认为他是道家,也有人说他是杂家。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学术表述中看到,他对先秦各家都有很深的了解,其实思想的核心当以道家为主,而杂以其他各家。道的超越性使其有了超越的眼光,能对理由有超出平常之人的观点。这也是形成有气势语言的重要因素。
  以上各种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是文本语言气势形成的最大的因素。情感是客观之物是满足主体需求的心理体验。满足需求产生正面的情感,如喜悦等,否则产生负面的情感,如悲伤等。情感是人生动力,更是艺术作品的动力。[5] 要说明的是,对于司马迁来说,这种情感因素不仅仅来自个人的情感经历,还有时代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融铸了在《史记》中气势如虹的语言艺术。二、《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
  我们说《史记》语言的生动是指其仿佛具有了生命特征,它是一个有机体;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它能打动别人,感动别人,使读者为之所动容,动情,动心。当然生动性与形象性相关联,而且这种形象性是生命体“美的形式”。
  (一) 生动性与形象性
  我们说《史记》不仅是历史著作,同时也是艺术性著作。艺术是趋向生命的,而艺术的媒介本身就是形象。《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从语言自身来说,表现于语言的有机整体性,表现语言对事物的统摄力上。这种语言之中包含着作者对天地万物的情感、哲思(所谓的“究天人之际”),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打动读者心灵的力量。也就说,读者在阅读文本当中,首先会被吸引,情感为之而兴起,完全陷入文本所营造的天地之中,忘却自身。《史记》语言的形象性表现在用语言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中,形象性的基础应当来源于想象(想象是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能力)。作者通过想象形成最完美的文本,而读者在阅读文本中,通过想象达到对艺术最完美的接受与领悟。如荆轲刺秦,易水送别的场景。
  我们可以感觉到,读者在读这一部分时,动容动情动心。这一部分能代表《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最能打动人的是这个场合之下的慷慨死别,荆轲的必死而不悔的雄心与胆略。最具有形象性是“皆白衣冠以送之”。《史记》语言的这种生动性与形象性,深深影响了几千年来的每一个读者。
  (二)《史记》生动性与形象性语言形成的理由
  我们前文,在论述语言的强大气势时,已基本论述了形成语言生动性的理由。
  这里主要论述形象性的理由。形象性其实是象的理由。语言是思维的工具,[6]任何工具都是局限的,都是特殊的。所以说有限的工具想要把握无限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也正常是表明语言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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