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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苏联时期文学翻译的抵抗

导读:
如今,文学翻译作为一个话题,常被人们说到的是译本的好坏、稿酬的高低,讨论通常和译本有关,这都是一些比较安全的话题。这也是文明的进步。翻译过去是闹出过人命的。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英文《圣经》的翻译者威廉·田代尔(William Tyndale)。
  田代尔就学于牛津、剑桥,学识渊博。他曾在英国贵族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家当孩子的家庭教师,位卑而志大,曾对一位前来做客的神甫说道:“如蒙上帝眷顾,多活几年,我要让扶着犁的男孩,都比您更懂《圣经》。”当时天主教不允许翻译《圣经》。田代尔只得跑到欧洲大陆,在那里翻译,然后偷运回英国。英国教士阶层十分愤怒,买下他翻译的《圣经》当众焚烧。
  冒着这么大风险去翻译《圣经》的人,一定是不愿苟且的极端理想主义者。田代尔遭遇重重困难时,有“爱美人不爱江山”之称的英王亨利八世,因和皇后凯瑟琳离婚,与教廷闹翻。他曾考虑以国王名义,把田代尔招到身边当御用学者。田代尔没有同意,说要等《圣经》翻译合法化之后才会回去。田代尔后来被所谓的朋友告发,遭到逮捕。教廷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其治死,还把他的尸体绑上火刑柱焚烧。但他死后两年,苏联时期文学翻译的抵抗相关论文由http://www.wowa.cn收集整理提供,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英文译本获准在英国发行。田代尔的译本,也成为后来钦定版《圣经》的主要依据。
  教廷为什么会因《圣经》翻译和一个学者过不去?这动机不难理解。如果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看懂《圣经》,教廷的权威何在?《圣经》的翻译和平民化,为英国国教从天主教的分离创造了土壤。从这个作用上说,翻译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能挑战目前状况,另辟一方天地。 从古至今,翻译总是充满使命感的一种社会活动。
  历史上翻译影响社会的事比比皆是,这种影响经常是摧枯拉朽,深及灵魂,让人开眼界之后换脑筋。人活在一种生活、一种文字里,思维形成定势,翻译则带来另一种文化下的革新观念,甚至是全新思维模式,让人惊醒,脱离思维窠臼,发现新的深思与表述的可能。思维一旦转变,就难以复原。
威廉·田代尔

  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玛丽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对翻译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有诸多研究,她曾著有《翻译和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后殖民写作与翻译》(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等著作,以及《翻译和政治参与》(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等文章。她还曾为《马萨诸塞评论》约了一些作者,专门讨论翻译与社会变革。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翻译:****、意识形态和行动》(Translation, resistance, activi**. Univ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0)出版。这本书说到了各地翻译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拉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和翻译的渊源,《圣经》翻译和亚马逊华欧拉尼族土著的驯化,蒙泰·罗洛巴托(Monteiro Lobato)的翻译和巴西的现代化等。
  书中肯特州立大学教授布莱恩·詹姆斯·贝尔(Brian James Baer)的文章《文学翻译和苏联知识阶层的建构》,读来让人很受启发。 我们不妨以此文所描述的苏联文学翻译为例,看文学翻译如何展开社会参与。
威廉·田代尔被处死时的场景

  贝尔文中说苏联因为疆域广阔,境内有很多种语言,所以苏联的翻译有两种。一种是宣传翻译、爱国翻译,在苏联国土内的各种语言中转换,以示全国人民大团结。这种翻译虽然有其推动沟通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在现代化和一体化的名义下,消灭了当地的文化,让文化的多元性受到了打击。
  而另外一种翻译,则是比较纯粹的“艺术翻译”,亦即文学翻译,这是从欧洲大陆等地介绍文学作品到苏联。这种译介未必都能出版,所以也称“抽屉翻译”。苏联长期文化政治化,而芭蕾、象棋和文学翻译这些艺术,稍微“中立”一些,也就发展得比较好,这也是苏联这些领域人才辈出的一大理由。
  但是风险依然存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俄罗斯诗歌翻译大师集》序言中称,“在原文写作中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俄国诗人们……用歌德、莎士比亚、奥尔别利阿尼(格鲁吉亚作家)、雨果的语言,向读者说话。”这种表达,导致苏联当局十分愤怒,下令删除这句话,改写相关段落。书当时已经印出,这么做,导致出版商损失惨重。
  这个事件如一个注脚,说明苏联文学翻译和当局之间存在较量。在苏联崇尚集体英雄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的氛围之下,要从其他地方引进文学翻译作品,在某种作用上,也是要引进与当时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相左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文化”,与当时“乏闷、强调政治和阶级的官方文化”并存,甚至对其产生冲击。由于这种较劲和审美的差异,翻译文学在苏联比原创文学更受欢迎。有趣的是,同时期,这些“普世价值”在欧美面对解构和嘲讽。在苏联,却成了建构的、正面的力量。这种情形和当代中国惊人地相似。很多被美国知识分子视作中产、庸俗的“主流价值观”,在现今的中国,却还是人们追求的对象。这种反差,不是价值观本身有什么错,而是社会发展尚存在差异。人吃撑了有吃撑的苦,饿肚子有饿肚子的苦。
  在高压的环境下,文学翻译成了无声的抵抗。由于翻译的特殊性质,不是在原创,当局不能抓到译者什么把柄,多半情况下无计可施。和我们的“春秋笔法”一样,高压统治产生了“伊索寓言”式语言,形成苏联主流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很多苏联作家利用这种特殊的手段抒发自己的苦闷或不满。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此剧中王子哈姆雷特的忧郁和彷徨,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情写照。隔着时空,去翻译关于一个北欧王子的剧本,是比较安全的做法,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心情的一种宣泄。后来在《日瓦戈医生》里,作家借着日瓦戈医生之笔,再次把哈姆雷特带进作品之中,这是一种巧妙的携带私货。苏联时期文学翻译的抵抗由优秀论文网站http://www.wowa.cn提供,助您写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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