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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方苞的文学理论

导读:文,虽长篇,句字可剃殳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可知除六经、语孟外,方苞最推崇《左传》及《史记》。虽也赞美过班固,但不多见。他在《书王莽后》中,很难得地认为班固写得好:“此传尤班史所用心,其钩抉幽隐,雕绘象形,信可肩随子长,而备载莽之事与言,则义取焉。”方苞对韩愈的文章极为喜好:“夫
摘 要:方苞的散文创作实践,是以其创立的文论思想为指导,体现出文章布局结构严谨,创作内容讲究取材的多样性和典型性。
  关键词:方苞;文学理论
  方苞继承中国传统文论,撷古人之所长,发前人之未发,以古文义法开示天下,建立了桐城派文论的基础,使中国散体文有了更完整的规模。
  一、文学本原论
  方苞对于文学之见解,散见于读书笔记、序文,及与友人来往的书信中。其论文学之本原,可从三方面来窥:文原于道、文道合一、古文义法。
  文原于道,以道为本,是方苞文论之基础。他在《杨黄在时文序》中说:“言本心之声,而以代圣人、贤人之言,必其心志有与之流通者,而后能卓然有立也。”方苞认为,写文章应是代圣人贤人立言,必须心志与圣贤流通,如此文章才能写好。其次,古人之文多是载道贯道之作,皆言有物者也,后世为文者,心中有物,只能在形式上抄袭模仿,是没有出息的。因此方苞论文,主张先道后文。再者,“文原于道”之“道”与韩欧所言之“道”是不尽相同的,因为韩欧言道,以古圣为宗,多说孔孟之道;而方苞言道,则以宋儒为主,多言程朱之义理。
  方苞认为,程朱虽深于道,文章却未能配合,韩欧虽精于文,得于道者却未深,须把程朱之义理、韩欧之文二者为一,而后道与文才能合一。其弟子戴钧衡于《望溪先生文集序》中云:“而集外又多关系重要之文,世所未见,钧衡既辑,乃贷金而全刊之,以快天下心目,并揭发先生明道与文之功。”所谓“揭发先生明道与文之功”,即“文道合一”的观念。但清初文士为了科举应试,竞相崇尚时文,多重文不重道,精研句音之变化,雕琢技巧之修饰,文章渐成空架子,而置载道贯道于脑后。方苞在《何景桓遗文序》中说:“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盛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此文对科举制度“害教化败人材”,引诱士人“汲汲于利”、“汲汲于名”进行了激烈抨击。方苞处文衰之世,想要提倡“文道合一”,扭转文风,只得处以重药,因此他多强调“道”的重要性。
  “古文义法”在文学本原论上亦属“文原于道”、“文道合一”。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说:“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方苞认为,“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其精神旨趣,以六经及论孟为依归,合于此,乃称古文。“义法说”是方苞论文之纲领,也是桐城文论之核心。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必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义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是文章的表现形式。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内容与形式要高方苞的文学理论由优秀论文网站http://www.wowa.cn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度统一,才能成为完美的文学作品。此即“文道合一”的思想。
  二、文学创作论
  方苞论创作,有三点:为文的基本条件、取材、谋篇裁章。
  方苞认为,为文的基本条件为德行、学识、才质三者。他在《进四书文选表》里说:“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貌,而议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淹没无存矣。”他认为作者须“明于义理”,有德行,才不会“淹没无存”。其次,作者虽有德行,但若缺乏丰富的学识,文章亦无法表现出深广醇厚的气魄。他在《与万季野先生书》中云:“古之谋道者,虽所得于天至厚,然其为学必事且勤,久而后成,故子曰:‘发愤忘食,其学易也。’”所以,古之学者,虽得于天至厚,其于学识必专且勤,才能得道成文。再者,方苞认为才质亦是为文必备的条件。他在《答申谦居书》中说:“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亦不能有以立焉。”
  “义法说”对取材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其人规模大,则取材不能太琐碎详细,否则“事愈详而义愈狭”,“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须“详者略,实者虚”,则“人物所蕴蓄可得之意言之外”。若人物规模小,则“琐琐者皆载焉”可也。二是“常事不书”。所书之一二事“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如管仲、孙武、吴起,其事功之荦荦大者皆已载于史册或兵法上,故太史公立传时多不赘言,只写其微时逸事,千百年后,人们将其微时逸事与史册冰法参照读之,则表里可按,如见其人。若列传时“常事”亦书,则嫌琐碎繁杂。由上述两点可知方苞认为文章的取材,必须虚实详略得当,由内容来决定,即“法随义变”。
  方苞于谋篇裁章有四点见解:一是文体由内容决定,即内容的多寡和性质可决定文章表现形式,某种内容就应以某种文体表现之,此即“法随义变”。二是文章宜力求层次分明。方苞认为《史记·货殖列传》看似记事繁杂,实则井然有序,因为司马迁很注重章法、层次,能从材料性质出发安排行文,故详略适宜,层次分明,结构严谨。三是文章宜以纲领统御之。方苞以“恢奇多诈”为《平津侯主父列传》全篇纲领。公孙宏为人恢奇多诈,故通篇从正面侧面写,与此四字呼应联络,其着力处,乃拈出主题,再次第出之,可见文章之谋篇,在布局方面要注意以纲领统之,再层叠变化,如此才不至于杂乱无纪。四是章法变化宜灵活运用。方苞在评《管晏列传》时认为,太史公叙晏子事有与管仲同者,有与管仲异者,有与管仲相反者,此乃章法之变化,可见义法“无微而不具”。
  三、文学批评论
  方苞论文之风格,要言之,乃以雅洁为特色。所谓雅洁,实即为文讲究义法之表现。为文讲究义法,而知应法应戒之事,则其文必能醇正雅洁,不致驳杂不醇、坏乱无章。若不讲义法,犯其戒律,则文无雅洁者,故雅洁乃义法表现的一个标准,形成为文的一种风格。
  在方苞文集中,有许多评论各代作家作品的文字。这些批评,正与其文学理论互为表里。他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及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剃殳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可知除六经、语孟外,方苞最推崇《左传》及《史记》。虽也赞美过班固,但不多见。他在《书王莽后》中,很难得地认为班固写得好:“此传尤班史所用心,其钩抉幽隐,雕绘象形,信可肩随子长,而备载莽之事与言,则义取焉。”方苞对韩愈的文章极为喜好:“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史,又其后昌黎韩子。”对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各家文,虽然褒扬,亦有贬拙:“子厚文笔古隽,而义法多疵,苏欧曾王亦间有不合。”方苞非常尊崇归有光,他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评其文:“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方苞虽常常强调《史记》、《左传》的义法,但却暗中师法归有光的抑扬。提到钱谦益的文章,方苞则厌恶至极。在《答程夔州书》中批评钱氏:“凡学佛者传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子厚子瞻皆以兹自瑕,至明钱谦益,则如涕唾之令人彀矣。”以如此轻蔑的口气批评他人,这在方苞文集中是很少见的。
  方苞的文学理论集古今文论之大成,名为复古,实为创新,强调文行合一,熏陶了众多文学家,对当世文风有极大影响。(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姚翠慧《方望溪文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3] 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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