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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文学的民族性建构

导读:
【摘 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老舍作品中鲜明的民族性特色是毋庸置疑的。他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体验,塑造了许多蕴含民族精神的市民形象,并以一种平民的视角和温和的方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关键词】老舍;民族性;京味;民族精神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老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西化”的声音可以说不绝于耳,但也有许多作家自觉地注重创作的民族性和本土性,老舍就是其中之一。“文学本土化和民族化是对文学整体的要求,它应该体现在文学从本质到外在,从精神到形式的各个方面,文学的内在思想、审美个性、艺术传统等各个方面都渗透着其个性和基本精神。”老舍的创作就十分难得的做到了这些。他用独特的“京味”语言为我们描绘了老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景,刻画了许多活色生香的市民形象。在真实再现市民生活的基础上,老舍对生活于其中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一、“京味”文学中的本土性元素
  北平,对于老舍来说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熟知这里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了解这里的说话艺术、语言风格,更熟悉生活在这里的普通市民。从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到洋车夫、娼妓、贩夫走卒、“窝脖儿的”、戏子、鼓书艺人、巡警……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是他所能掌控的对象世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与老舍在塑造市民形象的艺术表现力上匹敌。他关注这些市民更了解他们,出生于下层旗人家庭的独特身份,让他更能体悟城市底层民众的酸甜苦辣和艰难的奋斗历程,从而还原了真实而原始的市民风貌。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老舍小说的市民世界划分为三种类型:老派市民、洋派市民和正派市民。无论是因循守旧、善良怯懦、在困厄中仍试图寻求精神逃逸的老派市民,还是肤浅愚昧、崇洋媚外,甚至不惜抛弃民族身份和道德底线借助外来势力胡作非为的洋派市民,还是寄托了老舍道德文化理想的正派市民,无论是可爱的、可恨的、可悲的、可敬的,都鲜活生动、有血有肉,极具可读性和逼真性,为我们提供了众多丰富可感的市民形象。其中,老派市民可谓市民世界中最生动具体,也是最成功的形象系列。
  北京作为“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小市民们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性格:他们注重体面、多礼,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苟安于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之中,善良敦厚,对任何人都是一团和气。“老派”市民的这些特点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地域文化中形成并保存下来的。《二马》中的老马,《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都是“老派”市民的代表。老舍的这种书写,固然与他深入生活,细致的观察、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但是对于老舍来说,他写北京,写市民,也是在写自己,写生活,尽管这种文化和性格带有鲜明的地方性特点,但同样具有普遍性作用。在老舍的作品中,他总是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去观察和了解市民,平民意识已经深入了老舍的骨髓。他对市民生活的描绘和对市民性格的批判,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内容,是在通过北京文化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平民意识与崇高精神的融合”,让老舍作品的本土性和民族性不仅停留于外在的形式和内容上,而是深入到了本质和精神层面。
  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批判和自省
  老舍对于市民性格的批判,其作用不只是局限于题材本身。通过对北京文化和市民性格的表现,达到对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性普遍性的批判才是老舍创作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在老舍的作品中看到在民族性的广泛揭示中所渗透出的深沉的深思和锐利的批判。
  “水中的鱼似的,是他所写的北京人;他本人则是跳出水外力图去看清楚那水的北京人。”对于自身所持有的文化资源,老舍没有沉浸其中,而是“跳出水外”,对自己和北京文化乃至民族文化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在对市民形象的塑造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民族个性,在看似平淡中揭示出崇高的民族精神。
  《猫城记》这部小说生动地勾勒了猫国社会文化和猫人精神状态的畸形,借助猫国灭亡的教训敲响社会文化堕落必将导致国家灭亡的警钟。由此可见老舍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沉痛深思,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忧思和关注。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中华民族也同样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之中,小说的字里行间能够清晰地体现出老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民族前途的忧虑。
  如果说《猫城记》片面强调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最终导致了历史宿命论的悲观结局,在民族性理由的深思上还不够成熟的话,那么《四世同堂》则呈现出空前的文化批判的广度和力度。老舍对抗日战争的描写,不是宏大的战斗场面,而是沦陷的北京城中国民的惶惑,偷生和新生。这使他把反思的重点放在民族文化之上,放在民族存亡绝续的“根”上。也正因为如此,文学的民族性建构相关论文由http://www.wowa.cn收集整理提供,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老舍的反思更为深刻,更具有民族性。
  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然而,生活在小羊圈中的市民却大都在殖民者的压迫下过着“顺民”的生活。他们无法从安逸太平的生活中走出来,于是选择了消极忍受、息事宁人,在小市民心中,“好死不如赖活着”反而成为他们的存活信条。“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一味地讲求“温良恭俭让”让他们失去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本能,敷衍怯懦、保守苟安的文化性格让他们甘愿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在老舍看来,北平文化是一种“熟到了稀烂”的文化:“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踊,以至于灭亡……矫正是否来得及呢?”
  老舍在对民族传统进行批判时,也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振兴的新力量。“文化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筛了之后,就可以看见下面的土与渣滓,而剩下的是几块黄金。”《四世同堂》中祁瑞宣、钱默吟等人的身上都曾经存在传统文化的痼疾,但他们身上所表现的传统文化的优点最终使他们在民族危亡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出路,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正力量。老舍明确地辨析和扬弃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他洞悉传统文化的弊端,并从中寻找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中国人身上那坚韧不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黄金”。同时也体现了老舍作品中广泛而深刻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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