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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东方杂志》视野中的“三农”文学

导读:《东方杂志》视野中的“三农”文学
《东方杂志》视野中的“三农”文学摘 要:《东方杂志》在20世纪二三十年****表了大量“三农”作品,其中相当部分为文学形式。本文通过分析《东方杂志》对“三农”文学的刊载、农村人物形象的建构、“三农”理由的深思与出路的探讨等方面,展现民国时期“三农”文学的面貌,从而拓展“三农”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关键词:三农;文学;东方杂志
  1673-2596(2014)11-0018-04
  民国时期,在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三农”理由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其广泛关注,时人评论道:“‘复兴农村’现下固为最时髦的名词,报章杂志,琳琅满目。”[1]近代国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三农”理由,文学形式即是其中一种。此时的《东方杂志》以其高度的严肃性、学术性和丰富的内容,受到社会的推重,被称为“杂志界的重镇”和“杂志的杂志”[2]。本文立足文本分析,试图对《东方杂志》与“三农”文学的关系作一初步整理,①以期抛砖引玉。
  一、《东方杂志》对“三农”文学的刊载
  近代知识分子对小说等文学的功用较为重视,茅盾认为:“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3]作为综合性的期刊,《东方杂志》一直非常重视文学,除个别卷号没有刊载文学作品外,各期都有所刊载,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朱自清、郭沫若等等大文豪都在《东方杂志》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针对充斥文坛和大街小巷的鸳鸯蝴蝶派作品,②《东方杂志》编者批判其“为艺术之艺术”,而赞同托尔斯泰的“为人生之艺术”,认为,“艺术这东西,要是和人生理由全没干系,那便是一种奢侈品,和酒精烟草等物一样,只配当作少数人的娱乐品,并不是大多数人民所必需的。”[4]对占中国主体的“三农”的描述成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内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作家全写农村去了”[5],《东方杂志》刊载了大量关于“三农”题材的文学作品。
  《东方杂志》所刊“三农”文学作品展示了一幅幅“三农”场景的画卷,不仅揭示了物质层面上农民的贫苦和农村的凋敝,还写出了文化层面上农民的愚昧和农村的恶俗。
  章克标的《乡村小景》描绘了农村的衰败,“近年来很少回乡去,回去总觉得街上异样的冷清寂寞。”[6]丁昏金的《丰收凶年的故事》[7]描述了全村最大的富户张德公家的两次抢劫行动。张家因为一大堆高利债主的催索,同时粮食和田地价格低落,无法还债,张德公不得不进行抢劫。富户的存活状态尚且如此,一般农民的贫苦可想而知。卖妻卖子的现象也随处可见,许杰的《赌徒吉顺》[8]中主人公吉顺的典妻行为,孙梦雷的《柳絮》、沈沦的《应征》、前羽的《卖》都描写了农民为了生活所迫而卖女儿的故事。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也就成了农民的必定归宿。丁欠的《阿毛》描写了13岁的农村孩子阿毛,每天都幻想着能吃到肉,但出现了旱灾,野菜都难找到,父母认为“做鬼也不能做饿肚皮鬼”,[9]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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