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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从钱基博的“集部之学”到文学史

导读:》写作出版时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中国文学史》则是成书于抗战时期,但在严格作用上并没有完成。所以,真正代表钱基博的文学观念形成以及文学史写作创新之处的,当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  此书最早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集资排印,一九三三年九月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连续再
“文学史”从西方的传入,在某些方面转变了中国人关于“文学”的观念。这种转变,使得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中,文学史的写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在进入文学史写作之前,先要花上一番笔墨来讨论什么是“文学”。
  戴燕曾经指出:“二十世纪初,‘文学’一科由学科初建到发展成熟,其间有过因学科性质不甚清楚,学术界限不甚稳定而兼容并包的一个时期……若以近代西方文化及教育制度的传入为界,则在先后代表了两种互相差异的学科观念:当文学作为英语Literature的译名出现时,作为它背景的,是途经日本辗转而来的那一套西方学术思想体系及其中的分科观念。”(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6页)
  随着学科分类体系日渐靠拢西方,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逐渐发生倾斜。戴燕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在“广义”和“狭义”的文学概念区分下,“实际上隐含了动摇旧的文学观念的某种力量,并且等于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预埋下了两条路线,而由于历史的机缘,其中的一条路线又将借助着旧的文学观念被颠覆的势头,由隐而显,拓宽其途,成为今后几十年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唯一‘正道’”。
  所谓“历史的机缘”,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欧洲浪漫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文学与情感之间的关系由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文学史著作的编写,也追逐着时尚的理论,从传统的文学观念里脱壳而出,越来越突出情感的主线。因此,对“文学”的理解,渐渐以狭义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强调有别于哲学、历史、政治等的“纯文学”。这个过程,是对“文学”观念的理解由中向西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传统的“文史之学”向现代的“文学史”转型的过程。
  而当以狭义的文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学史写作成为正统的时候,当初那另一条基于广义“文学”观念的文学史写作的可能路线就被牺牲掉了。当学术界在二十世从钱基博的“集部之学”到文学史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http://www.wowa.cn提供,转载请保留****.纪末反思本世纪文学史写作的是非、功过与得失时,那一失落的可能性其价值才得到凸显。
  钱基博的文学史写作,正是在这个作用上,彰显出独特的价值,也因此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关注。
  钱基博(一八八七——一九五七),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钱锺书的父亲。无锡钱氏,系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镠之后,自钱基博祖父钱维桢以下,伯父钱熙元、堂兄钱基成都是闻名于当地的名塾师。钱基博的学问出身,是非常典型的“濡染家学”。其自述从学经历云:
  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即钱基成——笔者注)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仲眉公(钱熙元——笔者注)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唐宋八家文选。而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过。而于历代地名,必按图以索,积久生悟,固以精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下笔,议论证据古今。十六岁,草《中国舆地大势论》,得四万言,刊布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又以己意阐发文章利钝,仿陆士衡《文赋》,撰《说文》一篇,刊布刘光汉主编之《国粹学报》;意气甚盛。而父祖耆公以家世儒者,约敕弟子,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宾客,通声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徒长嚣薄,无裨学问,而戒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沾声名也。(钱基博:《自传》,载《光华大学半月刊》一九三四年第三卷第八期)
  由此可见,钱基博的学问基础,是土生土长的,奠基于江南根底深厚的家学传统。他一生以教书为业,讲授国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既有圣约翰、华中这样的教会大学和清华这样的美式学校,也有无锡国专这样典型的传统书院式国学校,遍历国立、私立、教会各种大学,终生以人文教育相提倡。因此,在国民意识与人文教育方面,钱基博有引人注目的独特性。而联系其国民意识与教育理念的形成,来考察和梳理其学术著述方式,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考察二三十年代学术转型的特殊角度——传统的“文史之学”,在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中,是如何向“文学史”转变的。
  钱基博冠以“文学史”之名的著述有两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出版时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中国文学史》则是成书于抗战时期,但在严格作用上并没有完成。所以,真正代表钱基博的文学观念形成以及文学史写作创新之处的,当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
  此书最早由无锡国专学生会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集资排印,一九三三年九月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连续再版,一九三六年九月又出版增订本。之后,此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寂,于一九八五年由岳麓书社根据一九三六年增订版,改直行繁体为横排简体,重新出版,但印数并不多,只有区区五千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学热”以来,很多民国学人的旧籍得以重新出版,钱基博这部曾开风气的文学史著作也不例外。
  据粗略地检索统计,近十年间重印此书的就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基础文库”版(二零零四年十月)、上海书店出版社版(二零零七年四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二零零七年九月)、东方出版社版(二零零八年一月)、江苏文艺出版社版(二零零八年一月)、岳麓书社版(二零一零年八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二零一一年五月)、商务印书馆版(二零一一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二零一一年十一月)等。窃以为,这样一本对当下中文系研究生博士生而言都堪称“艰深”的文学史著,能获得如此众多出版机构的青睐绝非偶然。
  本书所谓“现代”,是指清末民初至一九三零年之间。作者曾自言此书写作经过,从“搜讨旧献,旁罗新闻,草创此编,始民国六年”(《现代中国文学史》“跋语”)。当时钱基博任教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授国文和读经。当时,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整体上处于草创时期,而所谓“现代中国文学史”,更是得未曾有。钱基博于此时起即留意于“当代”文学史的史料搜罗,实可谓得风气之先。
  而此书起手写作,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任教于圣约翰大学期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中有:“我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圣约翰起手。”(见傅宏星:《钱基博年谱》,271页)钱基博任教上海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是由于圣约翰大学国文系主任孟宪承之请,意在整顿教会大学的国文教学。钱基博开讲文学史时,为了提起学生的兴趣,不讲古代文学史而选择“近三十年文学演变”,固然有其教学上的策略考虑,但是背后无疑与他的留心积累和现实关怀密切相关。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放在那个时空的背景之下考察,既是教学需要,也是其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国民意识的体现,更因其长于“集部之学”的兴趣和积累。因此,此书的写作,在文学观念、著述体例、取舍标准与表达方式上,都与当时的文学史写作有别,更与其后文学史写作的主流方式异趣。这部形式特别、写法独特的文学史,在今天读来,让我们想到以下几个理由:钱基博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得失优劣何在?还有,这部独特的文学史在文学观念和策略论作用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和借鉴?
  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模式,概由西方而来,其作用在于呈现当下学术界关于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和水平,作为教科书提供给读者关于某段文学历史的描述、评判和阐释。这样的文学史,可以分工合作,也可以没有原创性的研究,但在作为教材使用的角度上,尽可能求全求备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在中国的文史传统中,居于主流位置的是从司马迁那里继承而来的历史写作观念,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以个人智慧通过对史料的了解和会通而对某一段历史事实做出富于个性的观察和描述,进而提出自己关于这段历史的通盘看法。这两种不同的史学观念的交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的“文史之学”向现代西方概念作用上的“文学史”转型的轨迹。
  在钱基博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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