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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建国后文学运动中的道德理由

导读:建国后文学运动中的道德理由
建国后文学运动中的道德问题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可称得上是文学运动史、文学斗争史,文学批判运动鲜有间断,文学的发展被时代政治所裹挟,成为意识形态领域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其中道德理由是文学运动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建国后的思想改造、反右斗争中,道德理由被政治化,甚至成为某些运动发动的重要起因,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到“脱裤子、割尾巴”,再到“狠斗私字一闪念”,都包含着鲜明的道德要求。然而,此后很多学者、运动亲历者都发出了对历次文学运动的道德上的反思和指控,认为其中存在非常多的非道德的行为,但在当时,这些运动是很少遭受道德争议的,甚至都带着正义的面孔。这种现象无疑是值得思考,洪子诚曾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理由》一文对建国后的文学批评、文学运动的道德理由提出了很多深刻的看法,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对当代文学运动中的道德理由进行深思,对这一理由所包含的道德、权力、时代与个人等诸多因素进行解读。
  一
  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长期的反复运用的政治斗争形式,1949年以后,这一“行之有效”的政治形式被当作可以继承的历史经验,1951年5月毛****对镇压反革命做出指示,要以群众运动作为镇压反革命的主要形式:“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①1957年10月9日毛****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②。发动群众的斗争方式在1949年以后继续被利用,不可否认的是,群众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确实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其缺陷也已被历史所证实,即往往缺乏道德约束,走向不可预知的方向,出现过火的行为。
  虽然1949年以后新政权建立了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但在“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情况下”,还存在着大量“超法律机构”在起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重建时期的‘斗争’和‘诉苦’会、人民法庭和公审大会,这些大会对地主、反革命和新政权的其他敌人施以所谓革命的正义”,“1950—1952年间的特定措施此后没有以类似的规模再现,但群众斗争会的政策则在以后各次运动中都获得了继续,即允许超法律的机构对政治反叛者施加真实而有威胁的压力”。③在文学领域,这种超法律机构——批判大会在文学运动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在某种作用上它能够提供一种“戏剧元素”:“对群众运动而言,‘戏剧元素’大概能比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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