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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的魏晋六朝士人的文学教育与实践作用

导读:
摘 要: 魏晋六朝的门阀士族社会使其文学教育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形成了以家庭教育为主的互动式教育和文学品藻的社会评价机制相结合的文学教育。这一教育模式对今天的文学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
  关键词: 文学教育 “诗文赏会” 文学品藻 实践作用
  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言文学的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这种教育行为的实施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誉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士人主动进行文学与学术创作,文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魏晋时代是门阀士族盛行的时代,高门士族垄断着国家的政治、教育,因此这时期的教育也就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家庭教育在这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学也呈现出家族化的色彩,文学家族层出不穷。高门士族对学术和文学相当重视,他们利用家庭的优势对后辈进行文学修养的教育培养,形成了以家庭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形式对今天的教育也有积极的作用。
  一、家训与激励机制魏晋六朝士人的文学教育与实践作用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http://www.wowa.cn提供,转载请保留****.的引入
  中国传统教育一直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示中,“齐家”放在第二位,可见家庭教育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而家庭教育中最主要的形式便是家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第社会,魏晋高门贵族世代为官,后辈往往多以先祖荣耀为训,他们称扬祖宗的功业,一是用来自警,二是用来激励子孙以先祖为模范,期望子孙能够延续祖宗功业。所以诫子书、诫子诗数量颇多。诫子书的内容多德行情志的教导,而高门贵族为了保持门风不墮,也每每教导子孙以文才自见,提高他们在经籍文史方面的修养。王僧虔教育子孙要多读书:“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南齐书·王僧虔传》)诸葛亮《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家诫中,先辈的激励作用影响最大。琅琊王氏家族的重要人物梁代的王筠《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沈少傅约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梁书·王筠传》)陈郡谢氏家族的谢混、谢庄也多教育子孙蝉联祖业,以才闻世。因此六朝两大家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学术、文学世代绵延。谢氏家族有“阳夏八谢”,以诗文著称,尤以谢灵运、谢眺为最,文学史誉为“大、小谢”;王氏家族“七叶重光”,有王融、王筠诗文传世。王氏的书法世代相传,有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到南齐王僧虔也善书,齐高帝与僧虔赌赛书法,“谓曰:‘谁为第一?’对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在这些高门世族中,祖辈的风雅爱好往往会对后代产生极大的影响,成为这一家族世代引以为自豪的荣耀。所以家族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突出特征。如建安时期的三曹;西晋的三张、二陆、两潘;梁代的萧衍、萧纲、萧绎与徐陵父子和庾信父子等历代辈出。其他像贺循、杜预以及上文提到的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都是累世家学。这些都是和良好的家学渊源分不开的。这也正说明了家庭教育在形成魏晋士人的良好的文学修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祖辈的垂范作用使他们在文学上能够登堂入室。
  二、“诗文赏会”与互动式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方式还表现在兴盛的私学上。世家大族家底殷实,族中子弟往往众多,故大多延师于家塾,以教子弟。他们往往重金聘请饱学博识之士,系统教授学业。因为高门大族数世同堂,因而其家塾规模也相当大。《北齐书·杨愔传》记载杨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盛隆,昆季就学者三十人。”另外家族中的有声望的人经常组织同族子弟在一起切磋诗文技艺。最典型的当数陈郡谢氏。谢安在隐居东山和身居宰职时经常组织子弟进行“诗文赏会”活动。《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又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用山水陶冶其下一代。有一次,谢安在下雪天组织子侄辈赏雪吟诗。谢安出一命题,让他们即景赋诗形容眼前的雪景。“俄而雪骤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非常高兴,逢人便说:我家又出了一个才女。“诗文赏会”是一种群体性的诗文艺术的探讨活动,通过同一题材的集体创作或对某一作品的集体评价,从而推动对文学艺术的切磋、研磨。这种“诗文赏会”的形式,可使他们的诗文技艺在比较中迅速得到提高。谢道韫世称“咏絮才”,正是在赏会中脱颖而出,虽然是一女辈,但其诗骨格高峻,不让须眉。谢安对“赏会”的偏爱使谢氏的后人都非常钟爱于此道。《南史·谢混传》云:“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谢灵运在退居山阴时,与谢惠连等“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南史·谢灵运传》)陈郡谢氏作为声势最煊赫的家族之一,家族子弟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文学教育,在共同的教育氛围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家族文化传统,谢氏子弟以“雅道相传”的精神实质,造就了“追求山水”的家风。这种“诗文赏会”形成互动式的教育模式,可以激励参与者的热情,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互相进行品评,其优劣长短就有了比较,对互相之间的创作特点和风格都会产生交叉影响,甚至会形成群体性的文风,对一代文学产生影响。
  三、品藻与社会评价机制的建立
  魏晋时期有一套独特的社会评价机制就是人物品藻制度。东汉末年盛行的人物品评本是考核官吏的方式,而最初对人物的评价多倾向于德行,到建安以后则开始偏重于人物的才干和气质。因为魏晋人对文学的重视,他们开始把这种品评方式引入文学评价中。时人的文学影响借助于高士的品评可以获得极高的声誉,于是身价倍增。所以当时的人也非常注重社会评价,有时人们为了获得声名甚至不惜主动邀誉。西晋诗人左思在写成《三都赋》后,因为地位低下,并不被人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左思的“洛阳纸贵”正是得益于名家的推荐。陆机在太康末年来到洛阳,先去拜访张华,张华像见了旧时相识一样对他们说:“平定东吴的利益就在于获得了两位俊杰。”并把他们推荐给诸公,于是得以扬名洛都。因此社会名流的评价是文人能够以才华闻世的重要途径甚至是捷径,如果不能获得社会的肯定评价乃至被社会评价诋毁,则即使有才华也不得不黯然隐世,其学问也就不能流传。《世说新语·轻诋篇》记载:晋隆和年间,有处士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同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纂集成书,谓之《语林》,在当时颇为盛行,但因为其中记载谢安的话不实,被谢安所诋毁,其书遂废而不传。所以我们现在无法见到《语林》的原本。对作家的品藻往往是一个时代文学风气和文学修养水平的展示,对魏晋六朝士人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性无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鲍照评价谢灵运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故他的每一首诗传到京城,当时贵贱莫不竞写,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谢灵运也因此颇为自许。社会的评价一般包含着当时人共同的观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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