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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孕育北朝文学的独特文化土壤

导读:,作家既是历史的社会的存在,也是某一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其情感、心志和日常生活往往依赖于社会和政治的安排,文学创作也很难是自由、自足的,纯粹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  也正因了“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①。所以,我们要想深入研究4世纪末至6世纪末这二
摘 要:以往我们在研究北朝文学时,往往将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做简单的比较而轻易做出这样那样的结论,或仅仅将北朝文学作为南朝文学的附庸,或将北朝文学全盘否定,其实这都有欠公允。北朝文学自有其独立的孕育土壤,作家的生活空间、社会的文化形态及历史的演进等等,与南朝大不相同。而由于战争,南北阻隔,各自长期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文学的发生、发展,也缘于各自自然、政治和社会环境等诸因素的不同,南北各有自己的方向,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由此看来,文化土壤对一个时代、某一地域文学的孕育及最终流向,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北朝文学 地域文化 文化融合 豪放进取 任侠尚武
  文学创作本是作家的自主行为,是作家个体情感、心志和日常生活的艺术显现。然而,源于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生成环境和价值构成,无论哪个时代,作家既是历史的社会的存在,也是某一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其情感、心志和日常生活往往依赖于社会和政治的安排,文学创作也很难是自由、自足的,纯粹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
  也正因了“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①。所以,我们要想深入研究4世纪末至6世纪末这二百年间的北中国文学(即北朝文学),就有必要先对创作这一时段文学作品的诸作家所处的“当代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空间做一些考查。或许,正是这历史的诸元,最终确定了这段文学不同于任何一个时代文学的特有风貌、走向及其质的规定性。
  4世纪末至6世纪末北中国文学的发生地域,主要在现在的华北、西北及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而此时此地活跃于权力场的主角,正是以鲜卑拓跋部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
  鲜卑拓跋部本世居于大鲜卑山的嘎仙洞(在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东汉初,趁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迁之机,进入匈奴故地,并经过大量地兼并其他游牧部落,逐渐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雄踞于北方草原。到386年,拓跋即代王位,不久,定都于盛乐(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改国号“魏”,称登国元年,历史上的北魏王朝正式建立。之后,拓跋铁骑四出扫荡,逐次征服“五胡十六国”及北方诸部族,于439年统一北方。
  北魏王朝从398年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到494年孝文帝出于统一中国和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的需要而再次迁都洛阳,统治中心一直在晋北,时近百年,史称“平城时代”。而以中原为统治中心的“洛阳时代”,从迁都到534年北魏王朝一分为二(即东魏、西魏),仅四十年。东魏及后来代之的北齐王朝(550年,高欢子高洋逼东魏孝静帝禅位,自为皇帝,北齐建立),均都于邺(在今河北临漳县境),但高氏一直以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为大本营。所以,从534年东魏建政直到577年北周灭北齐,这四十三年虽以邺城为都,实际的统治中心却是晋阳。至于西魏及代之的北周王朝(556年,西魏恭帝禅位,宇文觉称帝,改国号周,史称北周),皆以古都长安为都,直到589年北朝结束。
  一般而言,王权之中枢既是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人文荟萃,华章悦目,足堪领风气之先。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把北朝文学分作四个板块,即平城文学、洛阳文学、晋阳文学和长安文学。在时间上,洛阳文学是平城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晋阳文学和长安文学是洛阳文学的发展和分支,而晋阳文学和长安文学又同时存在。在地域上,平城文学的中心是北魏都城平城,是处虽偏踞塞北,但当时却是人口过百万,各族共居、市面繁荣的北方大都。这里集中了几乎所有入魏的文化精英,如崔浩、高允、张湛、宗钦、张渊等,他们或作诗唱和,或相互切磋学问,以个人化的创作和群体的贡献,昭示了平城文学的存在。晋阳文学是北朝文学的高峰阶段之一。从北魏末年到东魏、北齐,尔朱氏和高氏均长居晋阳,以重兵遥控洛阳、邺城。据史书载,当时邺都朝堂冷清、街市凋敝,毫无王气。而晋阳经高氏的苦心经营,不仅宫室巍峨远胜于邺都,而且,商业繁荣,交通发达,文士汇聚,俨然霸府之所在,文学之中心。
  平城和晋阳分别位于山西北部、中部的大同盆地和太原盆地。大同盆地呈东北西南走向,四周群山环绕,关险重重,当时该地自然环境也不似有些史书说的荒凉不毛,就平城四周,“弱柳荫街,丝杨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园溉,长塘曲池,所在布”②,显然塞北江南。这样的环境,也有益于文人的存活和文学情趣的养成。据《魏书》载,孝文帝当年面对平城河山,诗兴大发,曾与臣子效柏梁联诗。太原盆地与大同盆地颇多类似,高欢就是以其地处“四塞”—— “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故亦以为四塞之地”③,才建大丞相府、屯集重兵、遥控中原的。再者,晋阳到北魏末已有了近千年的城市历史,不仅战略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而且,环境幽美,人居适宜,文脉绵长,一直是晋地的文化中心。而这样的地缘优势,也为北魏文学的培育、发展并终于达至成熟提供了优质的土壤。
  至于洛阳文学和长安文学,因洛阳、长安曾长期是帝都所在,国之中枢,王气凝聚,自然、人文环境优越,作为文学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北魏在洛阳时代仅有二十几年的和平安宁,其后朝政纷乱,国变不断,但当时洛阳“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④。经济的繁荣,再有平城、江左的文人汇聚于此,凝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潮流,为北魏文学最终走向成熟做了充分的准备。而长安自北魏分家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很少继承洛阳时代的资源,比之晋阳,文势单弱,几乎白手起家。加上初期宇文氏实行军事统治和胡化政策,一度胡风蛮语,文明退步,文事凋敝。然而,长安既为王化重镇,又背靠厚重的关陇文化,后来宇文氏也渐重文治,又有南方文人滞留,南北文化交融,终于开创出一片新的文学天地。⑤
  北朝文学的四个板块,尽管缘于各自作家所处的自然和政治、社会环境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分歧和不同孕育北朝文学的独特文化土壤论文资料由论文网http://www.wowa.cn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的发展方向,但它们又共生于一段具有相似政治文化理念的历史和地域中,相近的文化背景,又决定其具有一定的趋同性。那么,作为北朝文学的背景——4世纪末到6世纪末这二百年间北中国的文化具有怎样的特质呢?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共存互补,孕育了一代国民宽厚豪放的个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早在东汉末,北方游牧民族就开始大量内迁,山西汾河中下游是当时匈奴的聚居地,史载并州户三万,南匈奴即达二万,远远超过汉民。晋末五胡乱华,游牧民族在北中国建立多个政权,直到439年鲜卑人统一北方。
  游牧民族的内迁,打破了原住汉民封闭、整一的农耕生活,注入了游牧文化的新鲜血液,使两种文化形态在此长期共存互补。从北魏王朝的历史走向看,虽然鲜卑人入主北方后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但似乎又在不断地打破两种文化的界限而向农耕靠拢。在物质层面上,鲜卑人仍把畜牧和狩猎当做谋生的手段之一,如415年,平城一带旱荒严重,王亮等力劝明元帝拓跋嗣迁都邺城,崔浩曾言:“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⑥到魏末,牧场仍遍于国中,使统治者为安民常“以苑牧之地赐代迁民无田者”⑦。但这时农耕无疑也是生活的主要来源,拓跋■时就将鲜卑人“编户”,并“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桑,量校收入,以为殿最”⑧。特别是孝文帝实行均田制后,农耕已成了王朝经济的支柱、国民存活的依赖,连孝文帝都“耕藉田于平城南”,为民示范。在制度层面上,当鲜卑人带着他们那一整套适合游牧的管理模式进入封建制完善的中原地区后(其实,这时鲜卑人刚刚脱离氏族社会步入农奴制),出于统治的需要,很快向先进的汉民学习,于是,先有一系列的制度修正,如道武帝采纳清河崔氏、渤海高氏等汉文化精英们的倡议,用汉制的父死子继替代鲜卑原有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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