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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的从刘邦形象的塑造窥视马班文学思想的异同

导读:
内容摘要:《史记》和《汉书》作为史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作为文学和史学结合的典范之作,也体现着司马迁和班固两位作者的文学思想和审美倾向。笔者试从两者对刘邦形象的描写入手,探究两人文学思想的异同,并从家世背景、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思想来源三个方面分析其理由。
  关键词:《史记》 《汉书》 刘邦形象 马班文学思想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两部著作可谓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两书在刘邦称王到武帝太初末年,即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01年这一时期是重合的,《汉书》在大部分沿用《史记》的史实和语段基础之上,也做以适当的增减和改写,这些细枝末节无不体现出两人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倾向。今人从史学方面评论马班异同的俯仰皆是,但从文学思想方面将两者加以对比的则为数不多。现拟从司马迁和班固对刘邦这一人物的描写与塑造,窥视他们文学思想的异同之处。
  一.班固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司马迁著《史记》的优良传统深深地影响着班固,《汉书》的撰成从刘邦形象的塑造窥视马班文学思想的异同相关论文由http://www.wowa.cn收集整理提供,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很多方面都是对司马迁文学传统和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首先,在对文学的态度方面,两人都注重史传文学的叙述性和历史的严谨性,坚持文史兼治。无论是《史记·高祖本纪》还是《汉书·高帝纪》,都以时间为顺序、以事件为填充,将刘邦从草莽到帝王的传奇一生展现出来。班固在此方面更注重时间的准确性,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确定在月份。如“陈胜起蕲”,司马迁仅记载“秦二世元年秋”,而班固则更具体为“秦二世元年秋七月”。另一方面,两者都能以轻灵脱俗的笔调,将瑕瑜互见的刘邦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叙述也不失灵动和传奇色彩。难怪李翱说:“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之工,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其详也。”
  其次,关于文学的来源,司马迁认识到社会生活是文学的真正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为了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司马迁在长期的创作中,非常注重观察体验。他幼年时耕牧,成年后漫游名山大川、探访名胜古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并能够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践行这一理论,他为了写作《高祖本纪》,曾特意到徐州,查看楚汉相争的战场,整篇文章从时间、地点、人物到事件都源于史料、忠于史实。班固曾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著书态度给予高度的评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也表明二者在有关文学来源的理由上达成一致。
  最后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两人都主张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司马迁在《乐书》中阐明乐能“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班固也有类似的主张“其威仪足以充目,音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他们都继承了儒家的诗乐观点,强调诗乐的教化作用。在《史记·高祖本纪》的“太史公曰”和《汉书·高帝纪》的“赞曰”部分,虽然前者以循环论谈“变”,后者则究高祖之本,但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强调汉家制度一统天下是合乎天理,顺乎民意的,旨在于告知当下民众要顺从汉制,对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司马迁和班固文学思想的相异之处
  1.主导观念不同。
  司马迁作为一名有思想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强烈的批判精神;班固则深受封建正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正统观念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作倾向的不同,具体在刘邦形象的描写和塑造上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二者对刘邦的称谓不同。在《汉书·高帝纪》中,无论是刘邦称帝前还是称帝后都统一称其为“高祖”,表现得毕恭毕敬;而《史记·高祖本纪》则不同,记载刘邦自起义到立沛公前称其为“刘季”,封王前称“沛公”,垓下之战前称为“汉王”,后为“高祖”。可见马班对于刘邦这一历史人物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班固对统治者是高度的尊崇,而司马迁则流露出对刘邦本身,甚至是统治阶级某种行为的不满。
  其次,司马迁在鸿门宴中的座次作了详细的说明:“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而班固则略去不写,理由之一可能是要维护刘邦的形象。正统观念上,向南者为尊,而最后为帝的刘邦居然向北而坐,有损于一代帝王的形象。可见《汉书》是以儒家思想为纲常,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说人论事,较之《史记》缺乏批判精神。
  再者,对刘邦形象“神化”的用意各异。在《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开篇,都描写了一系列有关刘邦的轶闻,但二者的出发点却大相径庭,刘邦从一介平民而成为一朝天子,对于百姓而言,是很难理解的,司马迁试图从神秘文化中寻求刘邦成功的理由。而班固则是以神论为刘邦称帝寻求合理说辞,宣传儒家的君权神授思想。在记载“秦始皇常曰‘东南有天子气’”这一部分,《汉书·高帝纪》比《史记·高祖本纪》少“高祖即自疑”五个字,仅仅这五个字,就能巧妙将刘邦的诡诈掩饰。刘邦“亡匿”并不是因为自己怀疑有天子气,而是他私放了徭役。而略去此句,吕后借天子气找到刘邦,顺理成章地说明了他是“真龙天子”,有“云气”。这样既维护了刘邦的形象,同时也突出了刘邦的不凡和伟大。
  2.美刺的倾向和程度不同。
  司马迁主张文学称颂美好的事物,更强调讽刺丑恶的现象,不但从理论上阐释了他不满现实,“发愤著书”的理由,而且还在实际的创作中践行着揭露黑暗现实、批判不公世事的态度和精神。班固虽然也要求诗文能发挥美刺的作用,但是他所张扬的讽谏更注重教化作用,赞同讥讽,但更倾向于歌颂。
  关于刘邦形象的描写,司马迁虽然颂扬了很多刘邦的功绩,例如败秦入关,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悉除秦法。”这与秦王朝的苛暴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使“秦人甚喜”。可见司马迁绝不会吝惜笔墨去赞扬刘邦的政治伟略和领导才能,但也绝不缺乏负面材料用以直接揭露刘邦的缺点。如诸侯群臣在未央宫朝拜,刘邦为父亲端酒祝福时说:“始大人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可见刘邦对父亲当年对自己“无赖”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并且语带讽刺,句句紧逼,正表现其真正的无赖嘴脸。《汉书》则有碍于颂美之意,在《史记》基础上刻意删增,以着意掩盖刘邦的负面性格特征,来维护其良好形象。如刘邦败项羽于彭城,带着一对儿女逃跑时,《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再三。”而《汉书》则曰:“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二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班固删掉了一个“常”字和“如是再三”句,表明在这种生死攸关之时,刘邦可能失去理智而为之,能为人所理解。但是司马迁的描写则完全转变了事情的性质,刘邦不仅一次将自己儿女踢下车,这足以表现是刻意而为,揭露出刘邦冷酷无情的一面。另一方面,班固为了颂扬刘邦的丰功伟绩,不惜大量笔墨,增加了很多汉初诸如奖励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处理边境、选拔人才等方面的行政措施。两者对比,犹可见“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
  三.影响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不同倾向的因素
  首先,家世背景不同。司马迁家境清贫,自幼耕牧,多与底层劳动人民打交道,能够体察平民百姓的疾苦。甚至入狱时都因家贫不能自赎,平日交游之人又无人援助,看透了世态炎凉,所以作品多谴责和揭露丑恶和黑暗现象,歌颂为推动历史发展而做出努力之人。班固出身于世代显贵的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养尊处优,直至二十六、七岁还悠居于家中,每日拨弦弄赋,所接触的多为达官显贵,所见多为歌舞升平的繁华盛世,自然作品中流露出较多的颂扬赞美之情。
  其次,时代背景不同。西汉初期的思想比较开放,即使儒家思想逐渐趋于主导地位,但是儒家学者依然可以与君王言不合。但是,西汉后期直至东汉初年,不但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学,而且经学盛起,思想文化远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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