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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另类”现代性与左翼文学经典

导读:
上世纪末最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莫过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派知识分千的论争了。这一论争事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评价以及未来思想文化的走向,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当代学术界的“第一次公开性撕裂”,“使以前一直存在的学术界种种秘而不宣的对立与不和表面化,并造就了一直持续至今的学术界两大对垒阵营”。由此,新世纪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变迁呈现出更为扑朔迷离的复杂局面。尽管使用“左派”、“****”、“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之类的政治术语来描述文学观点上的分歧不免失之武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学者那里政治意识对其美学观和文学史观确乎构成了难以挣脱的限制,或者可以说,政治意识上的对峙同样也导致了美学观和文学史观的对峙。另外必须指出,在文学研究中放弃或“悬置”意识形态理由的探讨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而许多文学研究的非意识形态色彩往往使之成为更堪玩味同时也更为典型的意识形态。因此,将潜在的意识形态诉求从种种炫人耳目的名词包裹下离析出来,便成为文学学术史清理的首要之务。
  作为近10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专著,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策略:历史·小说·叙事》自然是首批进入笔者视野的清理对象之一。王德威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由五四开创的文学“现代性”不过是中国古代“感时忧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并不脱“文以载道”的窠臼,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日显狭窄僵化,最终导致“主体创作意识”沦为“群体机器的附庸”。而与之恰成对照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还活跃着一条“被压抑”的“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其创造性和丰富性远非五四“现代性”所能企及。这一线索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因与五四“现代性”龃龉不合而往往被归入糟粕之列;二、“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即因不符合某种外在规范而由作家自行压抑或遭文学史摈斥的“现代性”;三、“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试验”。王德威描述的这条现代性线索亦可称为“另类现代性”,它将晚清直至当下各种被宏大叙事遮蔽压抑的“另类”文学现象集于一身,称得上是蔚为大观了。
  笔者最为关心的是,在这条“另类现代性”线索中左翼文学所处的位置,或者说,左翼文学中的“另类”现象是如何生成、如何表现的。按照王德威的归纳,左翼“另类”应当属于第二个层面,即左翼文人自行压抑的“另类”。而在这一层面,王德威对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的“另类”解读或许具有某种范式作用。王德威首先认为,《霞村》从表面上看仿佛是宗教文学中“圣徒列传”的变种,区别仅在于“宗教或道德的狂热已为意识形态信仰所取代”。依循这一思路,王德威比较了50年代和80年代对于《霞村》两种判若霄壤的评价,认为二者貌似针锋相对,实则如出一辙,即“在一狭隘的道德教条中打转,不能或不愿去面对丁玲在小说中所暴露的症结理由。”那么小说的“症结理由”究竟何在呢?王德威的回答是:“剥除了贞贞舍‘身’取义的外衣,我们竟发现丁玲是在探触性解放的禁忌。”在王德威看来,对于“性解放的禁忌”的“探触”在《霞村》中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对于女性身体在男权社会中的悖论作用进行了多方位的展示:“女性身体一方面被视为孕育生命的神圣处所,一方面却被视为藏污纳秽的不洁表征;一方面被默认为欲乐享受的源头,一方面也公推为伦常礼数的劲敌”;二是暗示了性与政治之间的潜在关系,其中也透露出作者的“弦外之音”:“在以‘解放’为号召的政权下,妇女的地位如何才算解放?****间的不平等关系,可以用民族意识(中对日)或阶级斗争论来轻轻化解么?女性身体如何成为男性权力放纵或禁抑的对象?还有女作家如何在男性中心叙述传统下突破障碍,发出独特的声音?”
  贺桂梅注意到,“另类”现代性与左翼文学经典相关论文由http://www.wowa.cn收集整理提供,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所呈现的精神困惑已经“穷尽了‘五四’时代精神的极限”,而她转向左翼毋宁说是对“自我挣扎的困惑”的“逃离”,或基于个体精神危机和自我解放要求的“转移”——“转移到一种新的主体认同情境之中”。从这个作用上说,丁玲之所以将革命作为自己的生命选择,首先是出于自我主体建构的需要。职是之故,“丁玲关注‘革命’的层面必将涉及新的主体认同,涉及‘革命’在什么样的作用上能够带来更合理的‘人’(尤其是女性)的安排”。丁玲转向左翼以后,“新的主体认同”在她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丁玲1930年代创作的《田家冲》、《水》、《东村事件》等小说中,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往往是徒具形貌的符号式的存在,“她所能描绘的只是这一革命群体窘迫的存活目前状况,而不能进入人物内心去表现他们复杂的精神状况和心理活动”。丁玲奔赴延安以后,由于工农兵群众不再是一个想象的客体,而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她的“个体体验”开始渗入笔下的群众形象,《霞村》中的“贞贞”即为其中最堪称道的艺术成果之一。贺桂梅认为,丁玲此时表现的“群众”与体制化文学中为观念所主宰的“群众”具有质的差异:
  丁玲所表现的“群众”是经验主义的,游离在革命组织的“主义”之外,她更关心的是单一的个体如何获得主体性,获得“自主和独特”的支配自己行动的能力,着眼的是“‘革命’和‘人的解放’的应有的状态及其作用”。
  如果将《霞村》置于1941—1942年延安“暴露黑暗”文学潮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那么可以说,《霞村》的出现非但不是左翼文学的一个“意外”事件,而且是左翼文学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文学势所必至的发展,或者说是左翼文学趋于成熟的标志。诚如鲁迅所说,“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真正的革命文学应该具有一种“超越性”维度,这一维度将最大限度地保证它不致被任何名义的现实秩序所“驯化”,同时也是维系其“经典性”的命脉所在。尽管左翼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运动、政党组织密不可分,“超越性”维度的追寻与坚守始终处于并非显豁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超越性”维度与左翼文学完全绝缘。《霞村》的作用便在于初步展示了这一维度的批判锋芒,可以说它在突破革命体制的局限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必须提及的是,几乎在《霞村》问世的同时,胡风、冯雪峰、王实味等左翼文人在理论上也为这一维度的建构付出了具有实质性的努力。尽管这是一种“未完成的历史建构”,但作为一系列互有关联的文学史事实,我们没有理由对其存在视若无睹。恰恰是在这种冲突当中,左翼文学的“革命性”才尤为强烈地迸发出来。出于对革命终极目的的满腔热忱,丁玲不可能无条件地相信现实革命体制能够包治百病,无所不能,因此她才会以近乎挑剔的眼光审视这一体制,进而通过个体和女性的境遇来触摸革命进程——革命向人们许下了美好的承诺,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不可能不关心这一承诺是否兑现。诚然,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丁玲经过自我调整融入了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精神与革命体制冲突的消失。由于这种自我调整建立在融合了个人体验的革命精神的基础之上,丁玲的个体意识与主流观念的裂隙仍然时有流露。及至丁玲历经磨难复出文坛之后,上述冲突又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对于毛****话语的坚定信守——不合时宜地表现出来。“****”结束以后,随着丁玲历史冤案的逐步了结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丁玲再次成为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丁玲创作于整风运动以前的作品,尤其是曾经饱受责难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因暗合于新启蒙思潮的基本理路而得到几乎众口一词的大力褒扬。遗憾的是,丁玲本人对此并不十分认可,她倒是对自己的晚年之作——赞颂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妇女的《杜晚香》情有独钟。不惟如此,在举国大批“从属论”、“工具论”的社会背景下,丁玲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时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惊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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