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期“朱德付：意志力，改变中国纸媒的历史进程”来源：沃华传媒网 2009-5-25 |
《中国周刊》执行社长、总经理兼总编辑朱德付先生做客传媒精英讲谈社
主持人：在论坛开始之前，允许我先简单介绍另外一个名称——传媒精英讲谈社，它是沃华传媒旗下的沃华传媒网策划举办的，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62期，从上期开始传媒精英讲谈社搬进了中国传媒大学校园，希望能够给传媒大学的同学们一个了解社会，与成功人士对话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沃华传媒网的创始人兼总编辑黄华老师来担任今天这场论坛的主持人。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论坛的情况，这个论坛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和沃华传媒共同策划举办的，主办方希望通过研究生、学界、业界的近距离交流，帮助研究生解决学习当中的困惑和问题，提高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可以说这是研究生自己的论坛，因为这个论坛是我们亲手参与策划和实施的。本论坛计划两周举办一期，希望大家在访谈过程中能够仔细聆听，在提问环节踊跃的发言。
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媒体管理学院的冷老师为大家说几句，大家掌声欢迎。
冷述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现场，我也是参与者之一，看到研究生那么认真回答就这个论坛的调查，我非常感动。这个论坛就是希望听到更多媒介一线的老板、精英跟大家一起对话，了解一线精英他们在创业、事业、职业平台上曾经做过什么，经历了哪些阵痛，有哪些成就感，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梦想，都可以进行交流。
我特别希望现场能够充分的互动起来，朱社长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个人，跟我们过去所了解的电视人、电影人、大导演、明星相比，应该说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职业气质，但我觉得内在的东西非常重要。希望今天我们能够真正的互动起来，也希望朱总能够把你在纸质媒体、平面媒体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怎么渡过的，以及你职业生涯中的收入、成就感跟大家做个交流。
南北报业的挣扎与救赎
朱德付：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交流，看到研究生这个题目《纸质媒体的挣扎与救赎》，可以想像我们过得很艰难。我做纸质媒体做了18年，确实每一天都有点在挣扎和救赎之中的感觉。
我是1979年读大学，1983年大学毕业，本科毕业以后工作了四年再读研究生的，1987年进中山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90年研究生毕业，我们当年跟你们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国家包分配，读研究生也不用交钱，国家有助学金。大学毕业我在江西工作的时候是一个月工资54块钱，1987年读研究生助学金是108块钱，正好是它的一倍。
那个时候读书比较愉快，自力更生，通过勤工俭学打工赚钱。那几年赶上了一个重要的时代，碰上了1989年，后来1990年毕业分配是最难的，包括研究生，《南方日报》分配了4个大学生的名额，全国只要4个学生，是历史上最少的。在座的很多同学都知道，南方日报集团在全国十大名校每年要100个本科以上的大学生，但1990年就要了4个，我是其中之一，就是1/4。这4个人中有2个是中大的研究生，1个复旦的本科生，1个济南大学的本科生。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先在《南方日报》工作，它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周末》是1984年创刊的，在1991年之前就是个娱乐小报，发行量只有十几万份，后来《南方周末》做了改扩版，十几个人从各个记者站调过来，199年我从《南方日报》江西记者站调回总部，参与《南方周末》的改版工作。从1992年改版的第一期18万份做到1993年10月的100万份。1997年《南方日报》创办《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在中国都市报里面也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媒体，现在的《新京报》是由《南方都市报》和《光明日报》合办的。后来我又从《南方周末》去了《南方都市报》，又创办了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的时候广州日报集团希望我去，后来成了广州日报集团旗下《信息时报》的总编辑。
2001年从广州来到北京，现在在北京呆了也已经8年了。2001年3月份到北京，主要是参与创办《京华时报》，现在《京华时报》是北京都市报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份报纸，全国第二、北京第一大。《京华时报》是我参与媒体工作18年来付出最多的，当时是《京华时报》的总编辑，今年我离开《京华时报》，在团中央旗下创办了《中国周刊》，现在出了第二期。这是我个人职业生涯的履历表，这18年以来确实都在挣扎和救赎之中，这四个字挺好的，反映出一代传媒人的心态。
沃华传媒网：刚才朱社长讲了一下他的从业经历，让我们看到很多早期成功纸媒体当时创刊或创业的简单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令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为什么？
朱德付：其实，每次印象都很深。我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新闻工作并不神秘，做记者、做编辑、做报纸一点神秘色彩都没有，是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可以从事的一个职业，没那么复杂，相当简单。新的报纸，即使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也未必就有人愿意跟你干，因为你是空的，它就《京华时报》四个字。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诞生于兵荒马乱之中。除了体制的问题，一般的媒体招总编辑、副总编辑，在江湖上就海捞一些“牛鬼蛇神”，然后又搞了一些小喽罗，虾兵蟹将，凑了一支队伍干革命，这个做法是比较通用的。
我们办《南方都市报》有过相同的经历，1997年办《南方都市报》的时候，《南方日报》的领导对我们的评价是“乌合之众、藏污纳垢”八个大字。《南方都市报》创办3年犯的错误，是《南方日报》50年错误的总和还多。在广州街头那些流浪记者，1997年有很多，觉得压抑的、有想法的，跑到广州去做流浪记者，从1997年元月1号那天起一网打尽，从此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消失掉了，为什么？这帮人成建制的投奔到了《南方日报》的怀抱，在《南方都市报》努力工作。当时谁也不认识谁，来历不明，形迹非常可疑。
《京华时报》的要求是，大学本科以上文凭，年龄在25岁以下，别太老，都市报是体力活，太老了跑不动，条件不多、要求不高，口齿清楚，也别说伶俐了，就是讲话讲得清楚，也不说相貌堂堂吧，长得太歪瓜劣枣看着吓人也不行，招了100多个人。没有办公的地方，我们就找了个部队搞军训，上午军训，下午学习，我一直有个主张，意志薄弱的人一定要剔除革命的队伍，干革命是在比意识，最终是靠意识取得胜利。所以那些留下的都是意志坚定的，就只知道闹革命，革命成不成再说。一个多月以后，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份报纸能出来，天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在人为，只要做就有可能，不做就永远不可能。
我们在朝阳党校租了两间教室，我们也不知道来应聘的人原来都是干嘛的，因为他拿简历给我，我也很难辨明真假。我们也不能歧视，说没读过大学就受歧视，也不好。有些人胆气过人，不一定才华过人，胆大的我要。要做版面主编，谁也不知道谁本事高，那么就是谁的票多就是谁了。《京华时报》是2001年5月28号创刊，5月21号我们出的样刊，本来应该2点钟出胶片，等到8点也出不来，完全就是一笔糊涂帐，都不知道什么叫报，很多人没见过报，有80%的人不懂得录入，拼音都不会，别说五笔，50%的人没见过电脑。见过的，也是在主编办公室，还是用红丝绸蒙起来的，很贵重的固定资产，总编一个人用的，走的时候拿布蒙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对编辑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懂电脑录入，这个要求在现在来讲贻笑大方，但那时候确实不懂。这也没关系，因为毕竟是技术问题，不懂没关系，很快就学会了，后来说必须一个礼拜学会，一个礼拜学不会就开除。100多人到最后留下的可能就是三十四人。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老师致辞
沃华传媒网：你在近二十年的媒体生涯里，感触最深的又是什么呢？
朱德付：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的职业生涯，跟后来的媒体人不一样，60年代的人可能是中国最独特的一代，因为前半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渡过的，从小受的教育都是“文革”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学的第一句话叫“毛主席万岁”，写文章、写思想汇报，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我们的童年、少年都在“文革”那样一种教育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我1979年读大学，是新三届。79年的时候我年龄很小，16岁，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们班最大的同学是1948年的，因为年龄太大现在都已经去世了。
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30年的变化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叫“天翻地覆、沧海桑田”。1979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做梦都不敢想象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中国人能够自由到这么一个层次，我们的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所有的进步，20年前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是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那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国家负责分配工作，现在很多人没这个机会了，出来就是自谋职业、自谋生路。我们这代人读书都是靠国家助学金出来的，因为都是来自中国最底层的农村，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就靠国家助学金读大学，所以我们受的教育就是忠君报国的教育，学的浑身艺，为国家去尽力。
说到传媒进步，我们是亲身经历，感受最深，可以讲我是见证者、亲历者、活化石。因为我经历了纸质媒体每一次重要的变革。我经历过的、参与的和工作过的这几家纸质媒体，都是中国纸质传媒发展演变过程中最有标志性的媒体，一个是《南方周末》，一个是《南方都市报》，一个是广州日报集团，一个是《京华时报》。如果研究中国都市报或者中国党报市场化问题的话，首先不能回避南方日报集团，因为南方日报集团对中国纸媒的发展进步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可以说前仆后继、血流成河。我们希望能用汗水换来每一次进步，但后来发现每一次进步都是用泪水换来的。
在座的很多同学比较年轻，可能对广州的事情不是很了解。那就北京的报业改变来说，应该讲也是得益于南方日报集团。从2001年我们来到北京创办《京华时报》，到2003年11月11号南方日报集团和光明日报集团合作创办《新京报》。创办《新京报》的时候，从采编到发行到广告，都是南方过来的，不像我们创办《京华时报》的时候，是游兵散勇来北京闹革命，我们是急先锋。到现在整个北京的报业格局，无非是《京华时报》、《新京报》两大，彻底改变了北京纸质媒体整个的传媒格局，就是因为南方报业做出的贡献，付出了自己很大的努力。
这种改变不是突然的，往回看它的意义非常深远。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广州开始，然后慢慢的向北方蔓延。整个媒体行业来讲也是一样，从一统天下到现在整个中国的报业应该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过去传统纸质媒体为主，到电视台电台，都是由广州开始然后慢慢的向北方蔓延。
当然，我也发现，通过技术的改变，能使内容发生革命性的进步，因此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在互联网时代，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电视、电台几重的绞杀下，是不是纸质媒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该寿终正寝了，很多地方都在哀鸣说纸质媒体的人基本上就坐以待毙了，有人甚至预言是2046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2046年，这有点不可思议。
我从来不用这种眼光来看这个问题，这种看法是很短视的，是自欺欺人的，被现象所蒙蔽，它不是一个媒体真正的历史发展脉络。起码对中国的传媒来讲，未来几十年以内绝对不可能消失。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西方和中国做对比，中国传媒的发展还远远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经济领域可以说和全世界差不多了，尤其加入WTO之后，国际化的游戏规则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到世界各地去感觉也不丢人了，中国也有点钱了、也有点自信了，但是媒体不一样，它还远远滞后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媒体本身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最后一个未被充分市场化的领域。在媒体整个格局里，比较市场化的是互联网，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互联网在飞速的发展。中国有一个特点，只要主管部门不懂的事情，只要人家不管我，我们就会做世界第一，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很多人想管你，你就做不好。我们这一代人不懂互联网，我第一次见到机房的时候应该是在1995年，那时做纸媒没电脑，都是手写的，有专门的录入员，有个四通打字机，打小样看，然后再用铅字印刷，拼版靠铅字。所以那时技术的手段非常的落后，传媒业的总量非常小。
南方日报1949年创刊，随着中国共产党解放广州成立华南局，是华南局的机关报，1949年10月24号创刊，到1995年40多年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还是铅字拼版。我记得刚刚毕业分配到南方日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绝望”两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符合我们这一代人忠君报国基本的传统套路了，党报记者，觉得是无冕之王。去了以后，你看那些部门主任都是白发苍苍，牙都松动了，熬了几十年熬个部门主任、副主任，就等着退休了。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嘛，我说熬到那个时候，牙都熬没了，我做这个主任干什么，那时叫深度绝望。
《南方日报》每天四个版，有几百个人，全省几十个地市都有记者站，有上百人之多。它完全机关化了，不是一个报社，按照行政级别来考量的，不讲业务。一个记者一年能写5篇稿子，那是优秀记者，就可以评劳动模范。不是说你不想写，而是他没有空间让你写。总共四个版，第一版就就交给中央了，全是北京的重要会议，中央领导开的会。第二版就是省委领导的，也开很多会，省委开会做重要讲话、做重要报告。第三版各地市的，记者站的稿子。第四版不开会了，搞点副刊，发点诗歌、散文啥的。所以你看看它有两个版是新华社承包了，还有一个版被各地党委的通讯员承包了，还有一个版被100多个人承包，所以你一年写2篇稿都很难。
我在记者站干了三个月写了一篇稿，我们那时就很奇怪，你写一篇稿，今天交给总编，也许是一年以后才见报，是你的名字，但你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一年以后了。那个时候做记者永远不要期望今天写的稿明天就可以见报，那就叫春秋大梦，一版头条一般排期都要排在一年以后。
后来技术革命，我们应该特别感谢王选教授，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一下子拼出很多版。你看铅字工人去拼版，一天拼四个版，拼不了的，非常痛苦的。1995年《南方日报》从4个版扩到八个版，为此专门出了一本书。《南方日报》全社上下欢欣鼓舞，业务能力这50年来实现革命性的扩容，所以南方日报把这叫历史性的跨越。后来我们做《南方都市报》，从八个版到八十个版用了两年的时间，我们觉得很正常，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在当年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我们刚刚去《南方日报》的时候，我们那届包括前几届一定要到校对组做校对，做一年，我们去做了三个月，前几年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什么不管生，你到《南方日报》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到校对室做一年校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一任总编辑，就是“一哥”，他就是做校对出身的。他认为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成长一定要做校对，不做校对不靠谱。后来换了总编辑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中国人民大学的，是一名记者，他就不搞什么校对了，一来就直接做记者。他从没做过校对，他觉得一个人要成才就要读大学，受正规的教育。他是大学毕业以后分到文艺部做编辑，他就下了记者站。
一切的改变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后来我们说《南方日报》让我们崩溃、绝望，生不如死，100多个人做四个版。后来到了《南方周末》，我们觉得不断的在按照我们对新闻的理解改造它、改变它，做了《南方都市报》以后，你发现新闻界基本就越来越接近新闻的本质了。
所以回头看中国媒体的发展，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中国媒体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从那时开始一路过来，每一步的过程都好像很突然、很偶然，但是它有历史必然的因素在里面，推动它去走。不是我们这代报业人有多大的了不起的创新，我们这10多年做的所有的事情，恰恰就是让我们回到了传统。我们过去几十年认为的很宝贵的财富经验，彻底割裂，从头再来，这就是中国媒体市场发展进步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我们回到了原点、回到了起点、回到了本质，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实际上就这么简单，我相信不管是纸质媒体，还是电视媒体、电台，我们过去走的太偏了，所以中国纸媒挣扎和救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回归传统的过程。
沃华传媒网：你在南方报业集团做过很长时间，又在北京干了很多年纸媒，你觉得南北方纸媒的差别是什么？
朱德付：北京是首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广州是中国的边陲，靠近香港就比较开放，广州的是市民文化。可能是距离决定美，毕竟广州离北京有几千公里呢，太远了，空间会弱化很多信息。它给你衰减、给你变形、给你添加很多东西，解释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北京执行和到广州执行就不一样，因为它是距离决定的。钟南山院士有句名言，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政治，这是广东人对政治的理解，这也是广东人对职业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是来作威作福的。
我2001年来北京的时候，不断有人问我说岭南文化和北京文化的差别？我感觉，广州文化或者说岭南文化最核心的就是求真务实，先做再说，很少废话，很少为了概念术语去耗费很多精力。所以广州人有一句话叫“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做的时候自己没有理论、没有模式、没有英雄人物，而北方永远是先有理论，做什么都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后来我跟北京人开玩笑说，你们在说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在做了，等你说完了我们都做完了，等你说你想做的时候，我们都做恶心了，都不想做了，差别就在这里。
为什么在广州能够出现媒体特别兴旺的现象？首先广州比邻港澳，竞争非常激烈，全国第一批四大报业集团在广州有三个，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一个城市里有三家报纸集团肯定存在着巨大的竞争。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去竞争的话，无疑意味着失败和被淘汰出局，这就迫使你不断的创新。
我在广州的时候，《南方日报》是最好的，也是最风光的，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多的尊重。《羊城晚报》则濒临破产边缘，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它的时代，也就十多年的时间。当年《羊城晚报》独步江湖，因为它贴近群众、贴近那些风花雪月。
在广州搞电视的非常郁闷，因为广州是个报业大省，但它的电视是弱势。我们在广州搞活动，一般都不带电视台玩的。因为广州的电视观众可选择性太多了，广州人很少看央视，要看就看翡翠新闻、亚视新闻。你在广州吃饭，餐厅里放的整点新闻都是翡翠新闻，讲什么你们听不懂，讲的都是粤语，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具体到南方日报集团来说，它的文化和别的报业文化也不太一样，它的文化我认为还是唯才是举，比较推崇个性，推崇个人才华。我在《南方日报》呆了10年，在这个集团里面你永远要问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本领？你到底行不行？只要你有本事，你肯努力做，你一定行。因为在南方日报集团，任何人你要不会写文章就靠边站，你官做的再大都不在乎你。我们这批人在层面文化是非常平等的，你做总编辑和做普通记者是一样的。我好好的写每一篇稿，然后领导、同事都很欣赏。它是一种文化，只是一代代人过来可能就会改变很多东西。
我过去总讲《南方日报》，实在不太适合，但确实是说到中国的报业，就不能不说到《南方日报》。它做的所有东西都不是中国最早做的，但只要它做就是中国最好，它永远不是中国最早，但永远是中国最好。我们叫《南方周末》的时候，北京有《北京青年周末》，比我们早，最后这些全部销声匿迹了，只剩下《南方周末》一个硕果仅存。办都市报，从1994年《四川日报》在成都平原盆地小城市里举起都市报大旗，叫《华西都市报》。当时我可以想像四川人民都不知道都市是什么概念，城市知道，都市不知道，它其实是从广州起来的概念。为什么叫都市报，过去党报一般都叫日报，你必须把它区别开来，不能叫日报，又不能叫晚报，没什么好叫的，后来只能叫都市报。好多词，主管部门搞不明白，因为他搞明白了就不批了。
我在广州时曾碰到这样的故事。当时叫夜总会是不能批牌照的，是纸醉金迷，晚上去夜总会，白天就搞破坏了。广州在1987年有个夜总会，叫南方之夜总会，他们说我不是夜总会，我是南方之夜总会，玩偷梁换柱的一手。后来发现中国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民间和管理者在斗智斗勇的过程，看谁脑瓜更好用，转得更快，兜来兜去就兜过去了。
当时我们做《南方周末》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想，一般你也想不到，但是他没想到却做到了，想到了以后也许反而做不到，大概是因为伟大的革命总是诞生于兵荒马乱年代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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